我答应了洪乐平跟他合组公关公司，我以为阿政会慢慢接受我的选择。

我们公司的生意比我们意料中要好，第四个月后已经赚到钱。我和阿政见面的时间也越来越少。

那一天，他要立即到北京，报馆的一名记者在北京采访时被拘留。每一次阿政出门，都是我替他收拾行李的，那一夜，我连替他收拾行李的时间都没有。

“我出去了。”他拿着旅行袋说了一声就出门。

那时是严冬，北京应该正在下雪，我想起了我在英国买给他的那一双雪靴，我赶忙在鞋柜里找出那双雪靴，拿去给他。我追到街上，他已经登上一辆计程车了。

阿政从北京回来的那天晚上，脚上长满冻疮，我觉得很内疚。

“你为什么不带那双雪靴出门？”我埋怨他。

他没有理我，摊在床上闭上眼睛。

我在浴室倒了一盆热水出来替他洗脚，我还是头一次替男人洗脚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他坐起来问我。

“替你洗脚。”我低头用毛巾替他洗脚，跟他说，“把脚洗干净，然后涂药膏。”

我一边替他洗脚，一边忍不住流泪，我想起我在英国买那双雪靴给他的情景，我记得他在酒店里月兑下那双球鞋时，脚上长满了冻疮。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我们会走到这个地步？我舍不得。

阿政捉着我的双手说：“傻女，别哭。”

“我们会一起到老吗？”我问他。

他点头。

但他的诺言没有兑现。他的事业停滞不前，我的事业则可说是如日中天，我在公关公司拿的薪水，加上分红，每个月有接近十万，是他的一倍。

从前认为我配不起阿政的人，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。

我想到要换一个更大的单位，但阿政反对。

“为什么要换？我喜欢这里。”他说。

“你不觉得地方太小吗？”我跟他争辩。

“我没有钱。”他说。

“可以用我的。”我说。

想不到我这句话正好刺中他。

“那你自己搬走吧。”他说。

“你是不是要我走？”我问他。

他没有回答我。

我们躺在床上，整晚背对背不说话。

换屋的事搁置了，但我们争吵的次数越来越频密。每当我兴高采烈跟他提起我的工作时，他总是冷冷淡淡的说：“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。”

没有支持，也没有鼓励；或许他从来没有想过，我努力是因为想配得起他，我不想输给他以前的女朋友。

就在三年前的那一天晚上，我们又讨论换屋的问题。

“我们要换过一间屋，我的东西已经没地方放了。”我跟他说。

他坐在床上看书，对我的说话好象充耳不闻。

“你听到没有？”我问他。

“要搬的话，你自己搬好了。”他望也不望我一眼。

“你的意思是不是要分手？”我给他气得七孔生烟。

“反正我配不起你。”他说。

我很愤怒，把他从床上揪起来，他用手推开我，我们打起架来，在这天之前，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。

我没有哭，我被他扔得很痛，但我不肯流下一滴眼泪。

“我们分手吧。”我说。

他没有反对。

我把我们联名买的单位卖了，还了银行的贷款之后，把余下的一半钱存入他的户口，从此我们各不相干。